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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在他的小說「拉麵者」裡描寫了這麼一個作家，腦子裡有很多故事，但永遠寫不了好故事。「拉麵者」象徵一種專制， 馬建認為，中國人就像一個麵團，被拉來拉去，自己以為還在活著，其實他們都沒有自我，更沒有生命的光彩，就像面與拉麵者之間似乎形成一種很舒服和諧的關係。「拉麵者在小說中始終沒有出現，但你能看到一雙無形的手，把無數的中國人拉成千絲萬縷。」
也許是個性，也許是幸運，視自由為寫作生命的馬建不在那個罩裡面。84年馬建因為搞家庭舞會被公安局拘留，出來後他辭去中共全國總工會記者職務化緣流浪，走遍中國，然後輾轉移居香港。97年馬建因為看不慣中共國的五星紅旗在那塊自由的土地上飄揚，7月1日當天在香港搞了個地下詩歌朗誦會，宣佈自己非法（「他們在香港合法了，我理所當然就是非法的！」）隨即移居歐洲。馬建把那一連串的逃亡稱為「越獄」。
體制外野鴿子的命運
2004年中國文壇上空掠過了一只野鴿子。野鴿子從風景秀麗的天邊飛來，與被圈養的鴿子討論「靈魂」“自由」，最後被人抓進籠子，勇敢的死去。這篇新疆維族青年作家亞森寫的長詩「野鴿子」被翻譯成漢語和英文，並在海外被製作成廣播劇。
體制裡面變成既得利益者的作家喪失了自我，體制外的作者則與「野鴿子」的命運大同小異。「毛時代基本是死，林昭就直接槍決了；鄧時代進監獄，90年代進監獄的少了一些，現在又經常看到他們打著『反恐』旗幟抓記者、編輯、印刷廠廠長、詩人、藝術家，對不太出名的作家還特別狠。」
2000年旅法華裔作家高行建獲諾貝爾文學獎。馬建推崇高的《一個人的聖經》和《靈山》通過個人在大專制機器裡面生存的恐懼感，描寫了一個時代同類人的命運，是真正反映社會的作品。可是北京官方不但對這次首名華人獲諾貝爾文學獎表示「不值一提」，還把高列為不受歡迎的人，不准入境。馬建說「中共並不是跟諾貝爾獎過不去，也不是高的小說觸及了甚麼政治內容。作為人藝重點培養的一個才子，高行建「六四」後公開宣佈退黨，這是中共特別恨他的地方。」
馬建自己的作品在大陸被禁了15年後終於可以出版了，但作者的名字由「馬建」改為「馬建剛」，「裡面有點思想有點刺的痕跡都打磨掉了，改得我都不認識了。」
「中國現在說話自由了，但不等於言論自由。當一些『敏感』言論進入討論、媒體、出版就不行，師濤、杜導斌等給抓進去了，廖亦武、劉曉波、余傑他們隨時都很危險。」“中國獨立作家筆會要營救的42個中國作家，佔了全世界被關押作家總數的三分之二。」
2003年藏族女作家唯色的「西藏筆記」由廣州花城出版社出版並再版，但中共中央統戰部和新聞出版總署卻指責《西藏筆記》有「嚴重的政治錯誤」和「對達賴喇嘛分裂祖國的認識模糊」，全面查禁此書。作家工作沒了，房子沒了，還被派往青藏鐵路工地，寫歌頌文章立功贖罪，因為她曾反對修建青藏鐵路。花城出版社的主要負責人和該書責任編輯被責令檢討。
長詩「野鴿子」被當局認為是影射當局對新疆的高壓統治，31歲的作家亞森於2004年11月被捕，判刑10年。出版「野鴿子」的新疆《喀什文學雜誌》維吾爾族總編輯庫來西玉賽英被判處三年徒刑。
對於中國文學今後的走向，馬建的結論不無悲哀：除非反抗專制、反抗思想控制，否則中國的文學沒有出路。只有那些不斷被當局查封的作品和海外的流亡文學，才是真正的中國文學。
當一個國家的出版不自由 我們不應當看它的作品
讀者感興趣的是故事。馬建認為中國大陸的作品有很好的故事，很好的題材，有風格也有形式，但這種成功地通過政治審查的作品非常危險，因為它們甚麼都具備，就是不具備思想，不具備一個作家的道德意識，讀者讀完以後也就喪失了道德判斷。
在「911」事件中，馬建對英國民眾與作家的互動深有感觸：「那些天沒有人相信政治家了，報紙上採訪的都是作家，人們問作家到底我們的社會怎麼了？人類的價值觀念出了甚麼問題？怎麼會有這麼殘忍的事情發生？」
馬建認為地球上哪怕出現了再大的事情中國的民眾也不會去徵詢他們的作家，因為現在能發聲的名作家對中國發生的事情從來沒有自己的態度，更不用說反對政府的聲音了。
「六四」這樣對西方人來說簡單明確的對與錯的問題，他們會說：「我們完全不過問政治」， 或者含糊其辭：「政府也對，學生也對。」；法輪功在中國受迫害六年，鮮有大陸作家站出來質疑為甚麼要鎮壓他們，為他們聯合簽名，為他們呼籲……而這種人卻著書告訴人們他的思想是自由的。馬建說這樣的謊言不但害了中國讀者，也誤導了西方讀者。
「大部份西方人以為中國小說裡描寫的就是中國現實，以為中國人就是旗袍馬褂，作揖喝茶。到中國去玩，桂林山水看看，拍點照片，然後一腦袋幸福的回憶。」
有個英國朋友收養了兩個中國榆林的孩子，問馬建榆林是個啥地方？馬建跟他們講了這些女孩為甚麼被拋棄，計劃生育是甚麼，每年多少女嬰被流產、扔了，甚至被當成補品……，朋友聽完哭了，她沒想到兩個可愛的孩子來自那樣的背景。
馬建提醒人們：「當一個國家的新聞出版不自由的時候，我們不應當看這個國家的報紙；當一個國家的書籍出版必須通過政治審查的時候，我們不應該讀這個國家的書，特別是那些獲了獎的。」
與年青人對話感覺非常困難
從2003年起，馬建應邀到澳洲、美國、倫敦多地巡迴演講，儘管演講的題目是「文學與政治」，但年青人關心的事情不包括政治。馬建說與青年人對話非常困難。他要很費力氣去理解學生，理解了才能回答他們的問題。
「一邊號召『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一邊消滅歷史，養一大批文人塑造假歷史，造成年輕一代對歷史、對社會的無知。愛好文學的不知道高行建是誰，『馬建』二字在中國網站搜索的結果是羅馬建築。詞彙量的封鎖、思想的控制，把新一代的青年變成了另一種人，他們沒有信仰，恨自己，只好用民族主義把各種情緒放進去。罵共產黨說你罵中國，說美國怕中國強大，背後給你錢了……非常可笑的概念全混在他們腦子裡。」
「留學生們認為自己更能代表中國，中國跟西方沒有區別，我們也講英語，也用英語思維，甚至西方沒有的我們都有。至於政治，共產黨好點壞點，西方也一樣；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接觸到文化、思想，所以專制不專制也沒有多大差別。」
演講中馬建談「拉麵者」提到六四，學生問甚麼是六四，趙紫陽是誰？「這批留學生跟中國歷史完全割斷了，我問過他們，美國明星比我知道得還多，但不知道自己的歷史，你跟他們講歷史他們覺得沒有必要了，『這些事情都過去了，我們憑甚麼要知道？』」
更讓馬建痛心的是這代青年道德意識的喪失。「很多留學生，包括人大的學生，我問他們知不知道丁子霖？回答說『知道。她家天天公安局的車在那停著，我們可不敢湊這熱鬧。』鄰居被抓走了與我無關，一個老太太在那過著孤獨的日子，你活該！」
在「沒有了國哪還會有家」一文中，馬建記錄了他和一位在英國留學了五年的博士生的對話。儘管內容與鴿子們的對話幾近雷同，但對話卻是發生在一個沒有鴿套和籠子的地方:
中國的海關是查禁書和報刊的。我說。
我可從末被查過。她回答。
中國是新聞出版不自由的國家。
別逗了，我就在北京長大，從未感覺到新聞不自由，相反，連外國的報紙雜誌都有。
他們今天還在抓法輪功修煉者。
馬建呀，如果你當領導你也會抓。國家不穩定怎麼發展經濟。共產黨又要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又要頂著國際上敵對勢力的破壞，也夠不容易的了。你們這些反動作家就不能愛點國呀，太自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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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建說自己沒有國家，沒有國家的馬建卻特別在意文化的歸屬感。每次到大陸，馬建都明顯感到長城、五千年文化只是個旅遊項目，無論多偉大的作品，跟現在活著的人的心靈已經沒有了關係。
有一年元宵節，他在台灣賣小吃的地攤找湯圓。湯圓賣完了，擺地攤的對他說，「你去超市買一盒來，我給你煮。」置身這個仍舊不失中華文化底蘊的小島，馬建說他有一種回到了家的感覺。
2004年末，馬建從電視上目睹了巴格達中心廣場上海珊巨型塑像轟然倒地，一個時代宣告結束的一幕，「我當時掉下了眼淚，在那些歡呼的伊拉克人民身上，我看到他們曾經的專制壓迫的痛苦，聯想到我在大陸那種麻木的生活。」
【作者簡介】
馬建，中國先鋒作家。1953年出生。1984辭去全國總工會記者職務化緣流浪。靠給人畫畫、理髮和倒買紗巾、潔牙靈等走遍中國。
1986年移居香港，並創辦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著有長篇小說《思惑》、《拉麵者》、《九條叉路》、《紅塵》。中短篇小說集《你拉狗屎》、《怨碑》，文集《人生伴侶》、《發生關係》等。其小說尖銳幽默 。
1997年前往德國魯爾大學教授中國當代文學。1999年起任英國簽約作家，專事小說創作。現定居倫敦。
已翻譯出版的著作語種有：德語、英語、義大利語、法語、荷蘭語、挪威語、卡特蘭語等。其中《紅塵》的英譯本，獲英國2002年托馬斯.庫克國際旅行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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